第三十六集
Part 2 『難民襲港』

△ 旁白：
1989年5月20日凌晨，中國政府宣佈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，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進城維持秩序。這天，香港天文台掛出８號風球，一場颶風即將來臨。

六四事件，就好似太平洋颶風襲擊了香港，令本來巳經進入平穩過渡期的香港，卷起千層大浪。中英關係結束了〝蜜月期〞，香港社會的政治生態亦發生咗深刻變化，後過渡期充滿住動蕩同不安。

由悼念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演變而成的北京學生運動，得到了很多香港市民的認同和支持，他們關注著這場運動，期望到香港回歸時，國能變得更開放，更民主。

﹝劉銳紹 (時事評論員)：整個六四事件，香港人最表現出來一種對國家事務熱愛、關心……﹞

當時內地經濟體制改革起步不久就遇到一個又一個樽頸，改革勢力與保守勢力正頑強角力，國際上蘇聯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亦因內部改革而面臨倒台危機。中國最高領導人認為北京的局面同蘇東動蕩的局勢有關連。

6月4日凌晨，天安門廣場發生流血事件，消息傳來，百萬香港市民湧上街頭遊行抗議。

﹝陳達鉦 (唯勝企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)：當時我情緒好激動，當場昏倒，去了醫院。第二日返回家里時，還是很傷心．為了表達我對這件事情的傷感和對這件事的紀念，我將７歲兒子抓來剃了光頭。﹞

香港當日股市急挫一千點，市值損失了二千億港元。由六月五日至八日的三天內，十三間中資銀行被擠提走170億港元。香港經濟重創之餘，政治生態亦發生劇變。

﹝劉銳紹 (時事評論員)：其實民主派在80年代是早期一批支持回歸的，當時提出民主回歸，而起草基本法的過程，中央對香港各方面的意見，包括民主派的意見都很接受的，其中李柱銘、司徒華更加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成員。﹞

六四事件令一些原來同中國政府合作的民主回歸派人物走向對立面，多個團體組成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，由司徒華出任主席。六四之前，支聯會的主要工作是籌集資金，購買藥品、帳蓬等物資支援北京學生。六四之後，就轉為協助遭內地通緝的民運人士逃亡。

﹝陳達鉦 (唯勝企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)：開槍事件幾日後，我有個朋友叫高世昌，高世昌找我講，現在北京通緝民運人士，問我怎麼辦？我們想組織營救他們，問我參不參加？我講沒問題，我會全力以赴，當仁不讓。﹞

陳達鉦是個普通生意人，由於生意的需要，他在內地建立了廣泛的人脈關係，甚至結識了不少做中港走私生意的朋友。這種背景，令他在六四以後的日子裡擔當了一個很特別的角色。

△ 採訪現場問：你用什麼方式去救他們？

﹝陳達鉦 (唯勝企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)：當時主要是支聯會負責提供少量的資金和那些人員的資料，我們就去營救。就是分兩部份，我屬於前線這部份，他們(支聯會)屬於後面那部份，提供資料這一部份，我這個總指揮不是整個行動的總指揮，只是前線行動那一部份的總指揮。﹞

△ 採訪現場問：你是如何去找他們？

﹝陳達鉦 (唯勝企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)：我組織我的朋友，我當時做生意同國內也有良好的關係，再加上我識得一大班當時改革開放走私的朋友，他們擁有船、快艇，亦有廣泛的人際關係，所以我做起事來得心應手。﹞

△ 採訪現場問：你大概拿出了多少錢做這件事？

﹝陳達鉦 (唯勝企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)：將近一千萬元。﹞

△ 採訪現場問：一共救了多少人？

﹝陳達鉦 (唯勝企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)：救了133人。

△ 採訪現場問：他們是什麼人來的？

﹝陳達鉦 (唯勝企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)：學生領袖有吾爾開希、李祿、項小吉、王超華等，知識分子有祖慰、徐剛、劉再复、蘇曉康、王潤生、懷德、遠志明、陳一咨、嚴家其等都是。但我也相信有一大部份是冒牌貨，我不敢講全部都是通緝犯。

這次行動後來被人稱為「黃雀行動」，但是行動最終都不得不中止。

﹝陳達鉦 (唯勝企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)：當時支聯會給了一個錯誤信息，說要去救陳子明，我派了兩個手足去湛江，誰知這是一個陷阱，一去到就被捕了。後來我通過朋友去幫我疏通，然後我同北京當局解釋，他們認為只要你是愛國的，(接)就有共同語言，什麼事都可以坐下談。﹞

陳達鉦為了營救那兩位手足，不聽朋友勸阻，隻身上京同公安部高層談判，公安部同意釋放他的兩位手足，並答應不追究他本人責任，條件是必須立即停止營救行動，他的妥協得到他的合作者理解。

不過，支聯會一直沒正式承認參與了黃雀行動。

﹝司徒華：黃雀行動與我們無關，究竟他們使不使錢，使了多少錢，這個我們不知道。﹞

由於支聯會有些成員火燒《基本法》，又要求外國政府制裁中國，引起了北京當局的注意，當時新任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江澤民除了重申香港實行〝一國兩制〞方針不會改變之外，又告誡香港不要成為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。

﹝江澤民：確實國際上有一些人想要把香港成為一個顛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，來攻擊我們共產黨領導的這樣一個基地。﹞

基於這種看法，支聯會被中國政府宣佈為不受歡迎的組織，30多個團體因此退出支聯會，相當部分香港人則由接受回歸變成懼怕回歸，不少人要求英國向他們伸出援手。

﹝劉銳紹 (時事評論員)：六四之後，中英之間關係起了很大變化。英國看到內地情況相對比較混亂，而香港人心也比較浮動，而趁這個機會爭取更多的政治籌碼、談判本錢，以至政治利益。﹞

7月2日，英國外交大臣賀維抵港訪問，近萬市民在港府大樓前請願，要求英國政府給予港人居英權。

年底，英國政府向香港推出居英權方案，以計分制甄選給予香港５萬個家庭、合共22萬5千人在英國的居留權．這個舉動雖然受到中方強烈反對，但香港人心浮動，向外移民人數不斷增加，全年達到四萬二千人，第二年更飊升到六萬二千人。

英國政府單方面宣佈中止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，要求中方推遲基本法頒佈時間，中英雙方更圍繞香港政制發展展開了長達七年外交紛爭。前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最近在接受香港記者訪問時透露，連北京一直視為親中的愛國商人，亦提出以一百億元的代價，向中國租借香港十年。

十八年過去，不少香港人的六四情結並未化解，年年維園都會舉行紀念晚會。不過，中國並沒步蘇聯同東歐國家後尘，反而因為加快改革開放步伐，經濟迅速增長，綜合國力大大增強，香港經濟亦因此得益。

﹝陳達鉦 (唯勝企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)：六四過去18年了，但我都沒有後悔做這件事，這是第一。第二，現在回過頭來看，我亦能理解當初國家為什麼這樣處理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六四過去共產黨沒有退步，反而進步了，亦可以說六四挽救了共產黨，讓共產黨知道人民需要什麼。﹞